2022-03-24 13:44:05.0
编者按:
本文是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首师大徐健顺教授孔诞2565年、国庆65年之大作。这是徐教授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在十几年来民间国学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在现代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学校国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和基本方法。鼓励大家在此前提下,各做探索,各成模式。相信对您目前的国学教育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欢迎点赞、转载、分享、评论,广泛传播,功德无量!(本文编者为泰勒吴,发表时个别文字有修改。)
百年轮回,其果然乎?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下发《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件,此时距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J: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全面引进西方教育体系102年,距陈独秀先生(J: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曾就读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晚年定居重庆江津县)开启新文化运动99年(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中国教育在经历了百年学习西方之路后,终于回头重新审视和学习自己的传统了。传统文化教育将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教育或可由此振兴。此时,如何建设一种适应当代学校的、简单易行、切实有效的国学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笔者愚鄙,又没有亲自教过中小学,于国学教育本是门外汉,但是十年吟诵采录,让我接触了数百位读过私塾旧学的老先生,得以向他们请教传统教育的系统和方法,再参以文献,逐步对中国古代教育的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其中活态的教育机制和教学方法往往于文献中不见全貌,而在老先生们那里尚有留存。由此,我们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次第与方法的研究,并在中小学进行了以吟诵教育为先导的国学教育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文化归根到底还是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方式进行传承,然后再结合当代的具体情况进行改变和创新,才有最佳的效果。今天老师们对传统教育的理念与方法普遍还比较陌生,因此我勉力撰成此文,略述陋见,以就教于方家,与老师们共同研讨。
1、当代,就是当下、眼前。
现在是2014年。当前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几近断绝,但民间复兴呼声很高,而且做了十几年国学教育的艰苦尝试。新一届政府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而我们的国学教育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缺教师,缺教材,缺教法,缺成功的案例,甚至教育理念都没有明晰。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当代学校中开展国学教育。
现在要做国学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几乎都是从零开始。文科研究生也基本没读过经。没有层次没有积累,学历越高往往隔阂越深,这就是当代的一种特殊性。国学教师的奇缺、国学素质的低下、应试教育的痼疾、校园建设和教室设计的不合理,这些也都是当代特点。相信十年以后不会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设计的国学教育框架,既要考虑到这些人财物的基础条件,有可操作性,又要符合社会愿望和国学理想,让社会各方面有足够的满意度。
2、学校,是系统地组织青少年和儿童学习的地方。
教育按照场所一般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学校一般包括大、中、小学,也包括幼儿园、私塾等,但是不包括家庭教育、媒体宣传、社会活动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教育。
之所以把学校作为对象,是因为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尽管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会贯穿整个人生,但是学校教育将基本决定社会教育的样态和水平。而国学教育在复兴之初,应该以容易掌控的地方为突破口。学校是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转型起来比较容易。
私塾和体制学校的区别,在于是否遵守教育部的教育体制。但对于国学教育来说,这个差异不大。因为国学教育对于双方都是新事物,需要探索。国学教育目前还没有以成熟的姿态出现在教育部的教育体制中。国学教育在私塾和体制学校,都是一种突破现有体制的尝试。我倒是认为,私塾和体制学校的区别,应该在于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对于私塾来说,国学教育是专业教育,他们是培养儒士的,对于体制学校来说,国学教育是普及基础教育,他们是培养各类人才的,国学只是学生必备的基础素质。目前私塾基本上是普及国学基础教育的,但是在未来体制学校普遍开展国学教育的背景下,这样的私塾恐难生存,恐怕还是要转型为专业教育。或者是专门培养儒士的私塾,或者是专门培养某一国学专业的私塾,比如中医、武术、古琴、建筑等。这样的私塾完全可以是面向少年儿童的。
3、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
中华文化,是人性的文化,凡如野蛮、残暴、欺骗、唯利是图的风俗习性等等,都不是文化,是反文化。
中华文化,有民间俗文化,有文人雅文化,国学属于后者。
中华雅文化,有儒释道,国学以儒学为主体。
之所以研究国学教育,而不是传统文化教育,是因为传统文化范围比较宽泛,兼及雅俗,也没有主次之分。我们希望抓住主要部分,事半功倍。各种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不适合普及教育,而且如果没有国学,这些文化也将失去根基,所以还是要先抓基础和主体,就是国学。
国学古已有之,但对于“国学”这个词,百年来争论颇多。现在多用章太炎先生(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小学大师,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的定义,以“国学”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学问。北大、清华已经打出了“中国学”的旗号。但我最近去韩国采录吟诵,却意外获得了另外一种认识。韩国有“韩国学”,又有“儒学”。“韩国学”是韩国之所以成为韩国的学问,“儒学”则是整个汉文化圈的文化。我们所说的“国学”,虽然也包括道家等思想,但显然以“儒学”为主体。儒学不太在意“国家”这个概念,也不太在意“民族”,儒学看重的一向是“天下”。所谓中国人,就是有共同理想和文化信仰的人群,不论种族,不论血缘,不论语言和习俗。儒学不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学问,而是汉文化圈独立于世界文化的特质。它不仅仅属于中国,它还属于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等。我碰到的多位韩国教授、儒者,都提到他们听说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复兴,非常高兴。他们希望中国,只能是中国,出来领导这场新的文化思潮,亚洲的和平繁荣,只能靠儒学来实现。所以我觉得“国学”或“中国学”这个词,是出于当年民族救亡的背景,站在我们中国的立场上针对西方文化而言的,有它的合理性,但未来也许会被重新考虑。
在目前我们应对国内民族文化流失的背景下,在没有更好的词的情况下,我也主张暂时用“国学”来指称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只是对于这个词的解释,要稍微变通,才不会与“天下”观念和儒学精神相违背。
4、国学教育,是对中国文化精神和国学知识技能的传承。
国学教育不仅仅是国学知识的传承,还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而其目标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此,国学教育重在品性培养。
品性和精神,是贯穿整个教育的事情,因此,国学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国学的教育,还要延伸到西学的教育,即所谓“中体西用”。
国学教育应该作为中国教育的基础教育的基本教育。
做国学教育,应该明确原因。中国人学习国学,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有这个责任,也不仅仅因为中国人要有中国特色,也不仅仅因为中国人要适应中国社会,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其优秀的特征,有比西方文化更接近人性的性质。我们是因为大道而学习的,不是因为血统而学习的。孔子严辨华夷,这种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判断如果模糊了,国学教育也就将失去大部分意义。
5、构想,就是基本理念、内容、方法,是框架,不是标准化,也不是细节。
中国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个别教育,因材施教。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做法。只是这些做法,又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因而又有相对一致的结构框架而已。
现在在全国学校提出或者执行一种相对严格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的情况差异太大,需要探索的事情又太多,所以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在十几年来民间国学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在现代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学校国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和基本方法。在此前提下,大家各做探索,各成模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三个基础多种探索)
6、学校的国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属于国民基本教育。
国民基本教育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部分。其主体应在中小学幼儿园的教育中完成。
国学教育不是选修课的性质,也不是给学校教育锦上添花的性质,它是学校教育最基本的部分之一,必须具备的部分之一,也是其他教育内容的基础之一。
7、学校的国学教育绝大部分应该是普及教育。
国学教育也有普及与专业之分。
古代的时候,蒙学就是普及教育。在很多朝代,尤其是唐朝以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国人的子弟都是要入学识字的。除了民间兴办的私塾、族学、家馆之外,政府还会办义学和社学,让农民的孩子也上学。有些社学甚至只在冬三月开办,就是因为农民的孩子平常还要帮忙干活,只有这几个月有些空闲。上社学的孩子年龄一般在四五岁到七八岁之间,正是调皮捣蛋而又不太会干活的时候,正好送来请老师管教学习。不仅男孩子上学,女孩子也有女学。当然,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区做不到,那是肯定的。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在原则上是有三年左右的义务教育传统的。
严格地说,蒙学不算上学。蒙学之后才有学馆教育。所以我们采录到的一些老人会说我没上过学,就是读过几年蒙馆。儿童在读完蒙学馆之后,就分化了,进入了专业教育。学木匠的、学铁匠的、学中医的、学武术的,都要找师傅,自己叫学徒、徒弟,学种地的、学做生意的、学养猪养马的,也都要找人教找人带,这些就是专业教育了。在这些专业教育中,有一支是学做儒士,他们上学馆,也就是学校。只有培养儒士的地方才叫学校。培养道士、僧人、武师、大夫等等的地方,都不叫学校。学校才有老师和学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所以儒士教育是专业教育,从学馆到县学、府学、太学,都是专业教育。进入学馆的儿童,也就是后来做儒士的儿童,数量很少,不会超过蒙馆学生的十分之一。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儒士,也没有那么多的孩子适合做儒士。
古代的专业教育是从七八岁就开始了,而现在我们的专业教育是要到十五岁甚至十八岁才开始。这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古今差异。普及教育在今天被大大延长了。
我们做国学教育,首先要决定的,可能是:做普及教育还是专业教育?
很明显,在高中以前,学校教育绝大部分都是普及教育,只有极少数属于专业教育。比如音乐课是普及教育,钢琴课也是普及教育,但是对于极少数准备做钢琴家的孩子来说,他们的专业教育也许很早就确定并开始了。但是,他们仍然要接受语数英等的普及教育。
所以在现代教育体制下,高中甚至大学之前的国学教育,也应该绝大部分属于普及教育。只有极少数从小表现出适合做儒士的孩子,才可以接受一些国学的专业教育。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做国学教育,是参照以前学馆的做法,比如要求全文背诵四书五经,或者希望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全通等等,忽略了那是培养专职儒士的做法。专职儒士的教育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但是今天的学校教育不是儒士的专业教育。这样对于个别孩子也许是可以的,对于全体学生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等于在孩子还没有表现之前,甚至在孩子入学之初,就已经确定了他要做儒士。不经过尝试,不经过筛选,仅凭家长或教育者的意愿就决定孩子的未来,这不是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古人也不是这么做的。学校的国学教育只是一个基础教育。
那么学校的国学教育是否就照搬古代的蒙学教育?也不能那样,因为普及教育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古代的普及教育只有三年左右,现在从幼儿园算起却是十二年或十五年。所以当代学校的国学教育,应该在原来蒙学教育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一些儒士专业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需要考虑两个特征:一是通识性,就是以精神提升和生活教育为主,就是不以儒士的专业知识技能为主;二是年龄特征,蒙学教育古代都是幼儿园阶段的内容,而儒士的专业教育,直接就是成人的内容。现在中小学的国学教育,还要考虑少年儿童的特点。
8、学校的国学教育应该是系统教育。
虽然学校的国学教育绝大部分应该是普及教育,但是这普及教育也必须是成体系的,也就是有统一的理念,有系统的内容,有次第的结构,有规范的方法(一以贯之的)。不能像现在很多学校那样,抓到哪样算哪样,也不能像现在很多国学教育流派那样一门深入。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理念到内容到次第到方法,都是非常丰富而又相对统一的。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缺哪样,而是只剩下哪样。缺的太多太多了。只拿出国学教育的一个点或者一个侧面,而想把它做好,是非常难的。因为国学教育本来是一个整体。中国文化都是这样的整体,失去了这个系统,单拎出来什么都会变了味儿。要做国学教育就得做整体,做系统。不是说恢复古代的系统,而是一定要做系统的教育,并且要参考古代的教育系统。做中国文化教育,总得知道古代是怎么做的吧?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太少。
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比较偏重研究文献、体制,不太重视理念、实践和方法研究,所以留给学生的中国古代教育的印象就是不完整的、表面的,也是难以实用的。就是这样的课程,也只有部分师范生才能接触到,现职大部分的老师是完全不了解古代教育系统的。而中国文化就是从这个系统中传承下来的,不了解这个系统,怎能教好中国文化?是用现在应试的方法?还是用美国、德国的方法?还是凭空造?这不是创新的问题,温故才能知新,不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系统,是不可以随意开展国学教育的。这是中国文化本来与之相配相生的传承系统,必须意识到,离开这个系统,中国文化就一定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吟诵是这个庞大教育系统的最底层——读书的方法,教学的方法。一旦吟诵,就会知道吟诵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教学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这就是个别教育。而个别教育就必然与自学挂钩,又与纵向编班挂钩,而这些又都会指向教育的最高目标——传道。这是一个互相呼应互为因果的整体。所以应试式的吟诵就不可能是好的吟诵,全体共学的吟诵就不可能真的学好吟诵。学会了也是当代式的唱歌。我们只恢复古代教育的一个点,结果是连这个点也做不好。所以,国学教育一定要系统化,有宏观的顶层设计,在十五年之间,次第展开,有目标、有层次地进行。
9、学校国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学生的品性。
品性,就是人性的品格。也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词,比如人品、品德、性情、德性、品格、人性等等,虽然有点差异,但是大家的意思大致差不多,我看都可以。总之就是,国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态度。所谓良好,就是以人性为标准的态度,不是以动物性的态度。关于人性是什么,东西方文化的看法有差异,各家各派的看法也会有点差异。但是,大方向还是一致的。
我们说国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品性,主要的目的还在于说明国学教育不以知识和技能教育为目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是专业教育的目标。王阳明先生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说的非常清楚,古代的普及教育以人生态度为目标。国学教育不是不教知识和技能,相反教的还很好很实在,但是,不以此为目标,在进行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时候,时刻关注学生的品性,并以品性的进步为评价教育成功的第一标准。现在有些学校的国学教育还是过于偏重知识和技能,效果不佳,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应该反思。比如说吟诵,如果全校都以会吟诵多少篇,能吟诵得多好为考评标准,那就走偏了。
10、学校国学教育的最低基础是学生的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是普及教育的基本目标,学校的国学教育基本上属于普及教育,所以当然也有这个基本目标。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因为目前许多学校的国学教育,很少有生活教育的内容,大都是精神教育。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
普及教育,就是每个孩子都要接受的教育,它有普适性,也就是要适应每个孩子,让他们都能产生差不多的反应。这就是说它需要建立在所有孩子共同的人生经验基础之上。每个孩子都共通的人生经验就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的教育,都是专业教育。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的教育,很难让大多数孩子接受。
现在不只是国学教育缺乏生活教育,整个的学校教育都缺乏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没有位置,更谈不上有理念成体系,抓到什么算什么,抓不到就算了。很多学生一直到大学毕业,某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也不了解,某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也不具备,乃至结了婚仍然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中国教育一直没有把生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来,并形成系统教育,我看这是中国教育的重大缺陷之一。
生活教育表面上看是生活技能的教育,是基本的生存、发展和互助的本领,但其实它也是人生态度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现在很多人都钦慕日本学校的生活教育,那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过也要关注到日本生活教育背后的日本世界观。日本对于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和中国的传统是不完全一样的。
又反观之,品格教育也应该浸润在生活教育中,并以此为起点。儿童的世界不像成人那样高远,他们沉浸在眼前和心里的世界里。国学教育只有和他们现实生活的点滴相联系,他们才能理解,才能力行,才能做到习惯成自然,以行为养正心。所以儿童的国学教育一定要浸润在生活点滴里。
生活不能自理而谈济世安民,那是自欺欺人。生活小节不能做好而谈传道化人,那是纸上谈兵。不仅如此,那样的教育还会产生反效果,让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成为夸夸其谈傲慢冷漠的害人的东西。
国学教育的生活教育,不仅要做好做细技能培训,更要时刻关注和培养生活能力背后的人生态度。
因为国学教育在下有生活教育,在上有品格教育,两者之间又是贯通的,而且属于普及教育,所以也有人说国学教育是通识教育,因为以上正是通识教育的特征。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经常是把通识教育做成了专业教育,或者直接忽视通识教育。以通识教育来认识国学教育,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可以提醒我们避免把国学教育做成专业技能教育。但是,我也有个担心,因为通识教育这个概念是西方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大家在说通识教育的时候,如果是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的一个概念来说,或者是强调其追求精神境界的目标,用在国学教育上都是可以的,但是涉及到或者隐含着西方文化观念时,比如公民意识、自由精神、逻辑能力、审美情趣等等,就不一定合适了,所以,说到通识教育时,还是要谨慎辨析。如果说国学教育是中国式的通识教育,或者还相对准确一点。
11、国学教育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前面说,国学教育是品性教育,这里是说,国学教育是中国式的品性教育,教授的是中国传统的品性,传承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品性和西方的品性有什么不同?这涉及到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异点,也涉及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点。
西方文化精神主要起于商业文明,中国文化精神主要起于农业文明。西方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是以神为本,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西方文化精神首先推重个体,个体的独立是一切文明的基础,然后谈个体之间的关系,于是有契约、法律、民主、道德,有超越个体的追求:自由、公正、平等、博爱。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推重整体,整体的和谐是一切文明的基础,然后谈个体是整体的缩影(不是元素),于是有尊卑、孝悌、礼乐、道德,有贯通个体整体的追求:天人合一、舍生取义。推重个体的西方文化精神,其实是把所有的个体看成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规律,所以西方宗教最终是一神论,而科学也认为世界有亘古不变的规律。推重整体的中国文化精神,其实是把每个个体都看成是一个小宇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神的,而中国的“道”是不断变化的。西方尽管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衰、基督教的兴起、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但是,并没有偏离其最初的目标轨道,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和科学文明,要看到它们的传承性,其中以神为本,以个体为基础,以统一为规则的基本精神没有变。中国尽管经历了蛮夷多次灭国,又有百年西化,但是,我们也没有脱离原来的目标轨道。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大多变了味儿,我们最终还是相信熟人,放不下脸面。
国学教育首先要讲究大是大非。儿童心理和生活细节固然重要,但首先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西方教育的理想,是培养有自由精神、公正信念、健康体魄、系统知识的人。在这些西方理想的背后,是个体主义的观念,就是首先认为个人是独立的,互相是独立的存在,而个体又是平等的,就是有一致的规律,然后再讲究个体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西方教育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体的强大。教育孩子首先把自己的身体、技能到精神,都培养强大。个体之间讲究竞争。社会首先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然后才是慈善,才是互助。西方教育倾向于把英雄作为榜样去引导孩子们。
很多人都谈到德国、美国或者日本的孩子,他们和中国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出来更强的生活能力,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以此批评中国的教育。我倒是想,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中国的孩子更依赖父母,而父母到老了也更依赖他们。中国的儿童更依赖朋友,而朋友也一生相互扶持。中国就是一个靠人群生活的地方,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把个人看成是集体的部分,中国的教育首先教导孩子要团结友爱,要谦虚谨慎,这个世界首先是和谐互助的,然后才是竞争的,所以中国教育推崇圣贤,就是那些帮助了别人的人。中国教育认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要接受个别的教育。
这对于国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孔子以此严辨华夷。孔子认为中国文化是面向人性的,蛮夷是面向动物性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国学教育的原初动力。我们为什么要做国学教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吗?所以就要传承中国文化?这是血统至上了:每个人都要传承他的民族文化,不管他的民族文化是好是坏。我们历史上有那么多民族主动放弃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投身于汉族,比如匈奴、鲜卑、瓯人、越人、巴人、濮人、契丹、女真、满族等等,他们做错了吗?我是中国人,就一定要传承中国文化吗?我觉得这有点强词夺理。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周围都是中国人,为了更好地生存,所以要学中国文化吗?那是利益至上,终究是靠不住的。那是因为我们学不进西方文化,解决不了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才学国学的吗?这个理由勉强可以,但是某人说过,中国可以做几百年殖民地,就能彻底西方化了。如果我们周围都变成了西方,我们还想学习中国文化吗?
这些理由都不够,我们学习国学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文化精神比西方文化精神更近人性,更接近我们作为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仅仅从利益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是最终做不好国学教育的。
作为一名国学教师,一定要深知中西文化差异,对西方的长项虚心学习,对中国的优势也充满自信,这样才能知道要把儿童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方向是不能偏差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要把德育课和其他课程追求的情感价值态度目标都列出来:勇敢、诚实、自信、乐观、谦虚、善良、理智、公正、热爱大自然……,能一一辨析与国学教育目标的差异,才能做国学教师。(?)
人类,这个号称是最高级的生物,却同时也是自相残杀最激烈的物种。连细菌都比我们和平。人类应该羞愧。当狗血抗日剧在撩拨我们的爱国热情时,有谁能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出发为中日人民带来福音?我们把下一代儿童教育成为拥有系统科学知识,而又以和谐为理想的人,这才是中国教育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要做好国学教育,还需要国学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正确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并不是只要做中国传统文化就一定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经常走偏,有一些容易陷进去的误区。比如说过于看重外在的形式,于是才有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比如说过于忽视心性的力量,于是才有王学左派的童心率性,比如说把尊卑关系变为不平等关系,于是才有明末清初儒士们的原道斥君。虽然是后工业时代的国学教育,但如果不能很好把握中国文化的真谛,也一样可以重蹈覆辙。
中国文化精神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基本理念是万物一体,同生共荣。中国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正大光明。中国文化是健康活泼、开放宽容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精神、能力、知识和身体全面发展的君子。
历代教育各有所变,各有原因,也各有成败。周代礼乐教化,高雅华贵,使国人脱俗,令四夷叹服,但至春秋已不能维持,很明显外在的形式已不能应对高涨的人性精神,所以孔孟提倡仁义,转向内心,终于扭转局面,到汉代成功配上了新的外在形式。隋唐以后,社会结构改变了不少,人种语言也改变了不少,原本属于常识、环境的东西很多已经消失,所以宋儒重整儒经,单列四书,把日常生活和修身养性放在显著的位置,代替已经远离现实的五经,并建构天理,应对佛教。至明代中后叶,心学大兴,这是因为更多的普通儒士已经能够越过大部分外在形式而把握大道,这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阶段(?)。然后就是满清入主,一刀切断。现在复兴国学教育,很多时候都是以清代教育为样本的。清代教育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尤其要警惕某些卑下品格,比如奴性教育,比如莫谈国事,比如假道学,比如固步自封。
国学教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深度,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学教育的成功高度。现在我们复兴国学教育,应该更多地回到孔子那里,从原始儒家汲取力量,考察历代教育得失,接续阳明心学成果,正本清源,从正避误,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在汲取和应对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健康活力的路来。
12、学校国学教育要从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出发。
西方教育有“以学生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等说法,其实教育永远是要以教师为中心的,不然就不是教育了,但是其中传达出的重视儿童身心特点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有人说,中国古代教育不重视儿童特点。当然,比之现代西方是有不如,但是古人还是很重视儿童身心特点的,比如看看蒙学都是歌谣体,看看幼学课本上满是读法符号,看看王阳明先生的《社学教条》,再听听吟诵的读书声,就知道古人对于儿童特点是有体会有把握的,只是没有留下专门的论文专著,而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的做法失传了。中国文化有个特点,是很多东西不落于纸面的,人人都知道的东西,人人都不一样的东西,都很少落于纸面。有老师在,那个东西就永远在。但是,我们经历了三千年来唯一一次有文无献的情况,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断层了,很多具体而微的东西,都随着老先生们一起仙逝了。中国古代对于儿童教育的很多具体做法都只剩下了影子(听闻),甚至连影子也没有留下。而西方现代教育,在这方面却用力颇多,成果显著,当然应该汲取过来。
中国古代的教育,属于普及教育的只在蒙学阶段,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阶段。其后就是专业教育了。我们在学馆以后的教育中,发现比较少的未成年人特色,这里面有专业教育的原因。现在我们进行学校的国学教育,基本上属于普及教育,所以要把古人在蒙学阶段的那种重视儿童特点的精神发扬到整个国学教育过程中。不能看到古代学馆以上教育的成人形式就直接照搬。中国文化精神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以每个不同的人为本。不重视儿童的特点,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所进行的教育,不管是读经还是习礼,就很难传达出中国文化了。
成人教育和未成年人教育的差异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在于未成年人的弱小。对于成年人,讲道理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对于未成年人,经常是没有用的,他们比较少从理性的角度接受信息,而更多地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接受信息,这是因为:他们太弱小了。他们首先需要安全感。
古人说:童蒙养正、少年立志。童蒙时期,需要形成“做好人”的习惯。我们经常说,儿童是最纯洁的,其实儿童也是最自私的,他们处在从动物转变到人的过程中。他们的自私是为了单纯的生存,所以也是纯洁的。比如当一个儿童打别的儿童时,也许他是因为恐慌。当他抢夺别人的东西时,也许他是为了不公平的愤怒。当他不遵守纪律时,也许他是因为好奇想探索世界。当他撒谎或者伤害别人时,也许他并不知道这是伤害,而批评会使他手足无措,为了保护自己而更加强辩或者沉默。说这些都是单纯的生存行为,是因为如果放在成人身上,原因也许就不同。成人往往是明知是错也要去做的,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因为贪婪。所以当面对未成年人时,不能像对成年人那样进行教育。王阳明先生强调要“曲加教诲”。
但是,自私的心、自私的行为,正是国学教育要改变的对象。儿童就是这样成长起来。不是从坏人变成好人,而是从原人变成好人。孟子讲性善,只要是人,都遗传有人性的因素,儿童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主流也有大致的思想。怎样激发起人性,压倒动物性的生存冲动,这是儿童国学教育的课题。程朱和陆王在这方面有不同的主张。程朱一派主张习惯成自然,从外在的行为规范做起,小时候还是比较听话,不求理解先求力行,等到长大成了习惯,自然可以修心。陆王一派则认为童心自善,只要给他宽松、友好的环境,善心自会压倒私心。所以儿童教育是引导、激发,不是规范、约束。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阳明先生的。我比较倾向于把阳明心学看成是程朱理学的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抗。
儿童的最大特点就是弱小。因为弱小,所以自卑感强,所以特别好学,也特别好胜,尤其特别缺乏安全感。让一个儿童做好人,最需要的,是给他一个可以做好人而得好报、至少不受伤害的环境。如果做好人而受伤害,对于儿童来说,背再多名言讲再多道理,恐怕也难以让他相信你。他不知道古今宇宙,他看见的就是眼前的世界。所以班风、校风头等重要,老师的态度头等重要,营造一个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头等重要。关注每一个孩子的行为,关注他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给他安慰,给他希望,教他应对的方法,给他行动的力量,这样才能达到国学教育的目的:做一个好人。(J:给儿童大拇指、多赞美、多鼓励、戴高帽就是这个道理)
童蒙养正,古人用语精准,“正”是“养”出来的。用什么养?用爱养。只有他感受到了人间充满爱,才有勇气做个好人。不顾其内心恐惧还是无知,一味约束,一力鞭策,这是漠视儿童,本身就已经不是中国文化精神,能给儿童留下什么大道?不管学了多少经典大道理,可是在他的身边周围生活中,只有冷漠和竞争,他又怎能相信那些大道理?所以王阳明先生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社学教条》)
到了少年,就要立志。儿童学习,多凭兴趣,少年学习,仅凭兴趣已经不足以支撑。学习必须要靠立志。
童年的时候,让他感受到好人有好报,让他有勇气做好人。少年的时候,他已经能承受一些困难,就要告诉他: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做好人可能更困难、更危险,但是,再苦再难也要做好人!这就是气节。宁饿死,不失节。到了这一步,方是真勇气,君子品格始具规模。有了这股气,才能顶下去,继续学习,承受以后的风吹浪打,最终学有所成。当然爱的教育仍然是贯穿的。
我想以上应该是国学教育从未成年人出发的大原则。至于细节,西方教育学多有成果。现代西方教育学也是流派众多,其中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应该是最重要的基础。现在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蒙特梭利、华德福、瑞吉欧等,都有很多儿童教育的实践经验,日本教育也做得非常细,应该借鉴。我想国学教师都应该通晓儿童生理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在教育实施方法和细节上多多建设。儿童教育,要用适合于儿童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来进行。西方教育学提供了那么多的理论和经验,对于细节流失的国学教育来说,不是天赐机缘吗?
只是西方教育学一定建立在西方世界观基础上,学习的时候能分辨就行。比如西方教育学会强调某个时期儿童开始明确自己的领域,或者由自我中心走出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西方文化是从个体独立开始构建的。而儿童游戏、玩具、教具到教学目的,都最终要构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世界。这些只要明白中西文化异同,以中体西学的态度去使用就行。
13、学校国学教育要辐射到教育全体,中体西用。
国学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之一,既然是基础,就是说所有其他教育都应该建立在其上,也就是说国学教育的影响应该辐射到学校教育的全体。
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整个体系都是西方的,不管是学苏联还是学美国,反正都是西方的。这起自中华民国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兴建新学,废弃旧学。但是,西方的教育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有两条线:学校教知识和技能,教堂教理想和信仰。我们只引进了学校一条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说:以美育代宗教。他希望在中国用美育代替西方宗教给国人教授理想和信仰。这条路彻底失败了。百年以来,中国教育就是瘸腿教育。所有的学校都追求知识和技能,在共产主义信仰还蓬勃的时候还可以,一旦信仰丧失,学校就成了最追名逐利的地方,校长和老师的态度已经解构了一切,所有科学知识和美丽艺术都在分数应试的铜臭中化为乌有。学校已走下神坛,教育已成互相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国学教育,或者中国文化的教育,都是依附于西方教育体系而存在的。就是整个学校教育都是西方体系,只是在西方体系不足时,加一点中国的东西,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完善西方体系,证明西方体系。这是不行的。不行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基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信心,前文已经说明。
第二,基于这个体系是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必须要明白,科学不是一种信仰,在西方,学校也没有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教给学生。在中国更是不可能,何况我们现在连科学是什么都没有教给学生,教的只是做题而已。与科学相应的信仰是基督教,或者比基督教更久远更深层的个体主义和永恒观。科学一直是以基督教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或者说开展实验实证的。所以我们要做彻底的西方教育,必须以个体主义和永恒观为信念,并最好信奉基督教。这件事,连当年崇信西方的蔡元培先生都认为不可行,何况今日你我?所以,一句话,中国的学校教育以西学为体是走不通的,应该回到中体西学的道路上。
中体西学,就是国学教育不仅仅在自己的课程和活动上体现,而且辐射到全体教育上,从学校的硬件到软件,从人到物,都要以国学教育为基础。西学课程比如数理化计生英等,都要组建成国学教育理念的发展,接受国学理念的审视。语文、历史这样的中国文化课程更是应该有大的转变,在国学教育体系中重塑。
学校的硬件也最终应该有所改变,教学设施应该符合中国教育的需要。教师体系、职工体系,学生的编班、课程关系、教学组织都要有所改变。
现在我们的西学也是中国式西学。所谓中国式西学,是理念是西方的,做法是中国的,最终理念也达不到西方的,知识也不是中国的。中体之西学,是理念是中西比较的,既要知真西方,又要知中西之异。做法是西方的,要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学到手。同时,把西学降低到实用性的层次上,增强实用训练,使之在信仰层次上不发生重大影响。这样,经过几代人的探讨实践,最终会可以把西学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并对西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给西方文化提供另一种启示。
14、当代学校国学教育要借鉴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经验。
既然是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当然应该首先了解古代中国的学校是怎样进行文化教育的,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老师对此知之甚少。中国古代教育课程在教育学专业中所占比重极小,而且偏重于教育史,而不是教育理念、模式、方法的讲解。另一方面,现任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毕业于师范专业,或者虽然补修了师范课程,但是并没有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
再说中国古代教育史这个课程,比较偏重文献研究的成果,比较偏重学制、教材、考试的研究,而不太重视教育理念、方法的研究。中国文化,有很多是不落于纸面的。文献并不能还原古代教育的全部。教育是活生生的,有很多口头的、活态的东西,在文献中是看不清楚的。吟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只看文献,所以误以为读书就是现代西方式的朗读,从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古代教育最基本的独特的教学方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个别教育,比如复讲,比如考文气,比如纵向编班,等等。
我们也看文献,但是也访问活人。我们采录了近千位读过私塾旧学的老先生,询问他们当初上学的具体情况。由此慢慢地对中国古代教育有了一些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最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到教育模式、体制、方法,到具体的教材、课程、考试等等,都是相对完备而互相呼应的一个系统。仅仅几个点或者一个侧面,是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可以说,大陆这十年来所进行的各种国学教育实践,加起来还不足以凑出古代基础教育的全部。可是,有人以为国学教育就这样就已经可以复兴了。
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教育,给了我们很多惊讶、震撼,经常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对于普遍的中小学老师来说,仅仅离开了我们一百年的中国传统式教育,应该说是基本上是陌生的了。
中国的文化最终还要靠中国的方式进行传承。现在我们是在用美国的方式、德国的方式、日本的方式等等来教授中国文化,而常不自知。试想用太极拳的方式教拳击,能教对拳击课吗?我们对西方教育如数家珍,可是对自己的传统教育无知且鄙视,这样的状态,怎么去做国学教育?做国学教育,显然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的体系。这应该是每一位国学教师的基础知识。有了这个知识,才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探索创新。
15、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理念:成人教育(品性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是成人,就是把一个儿童教育成为一个人的过程,而不是成为畜生。人和畜生有什么区别?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先贤们对人性的看法。西方人是认为人性首先是个体的独立,而个体的独立离不开利益的追求。中国人是认为人性首先是集体的融合,集体的融合离不开利益的奉献。这也是华夷之辨的根源。所以中国古代的成人教育,里面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有所不同。有很多西方人认为是人性光明的东西,中国古人认为未必。
《论语》开篇就有两段论述成人的教育目标的: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孔子和子夏都认为上学是次要的事情,而做个好人才是最重要的。学习,主要是学做好人,至于文化知识,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类似的言论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还有很多。
这个理念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贯彻在整个的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所以古代教育才会有那么多令今天的我们惊讶不已的现象。
不过,“成人”这个词,在今天有“成年人”的意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所以我选用“品性教育”来代替。性,人性也。品,人性的层次也。品性教育,就是把儿童教育成为人性的人,而且是高层次(即人性越来越多)的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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